病因

　　因为缺失职业精神，很多人的“主业”冷冷清清，“副业”热火朝天　　

　　很多人都在探究，中国的大学和传媒，因何得病。对此，众说纷纭。我觉得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职业精神的缺失。

　　这20多年来，我明显感觉到，记者的素养在下降。上世纪80年代的记者，采访时很认真，报道也像样，直接就可以入集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也还算是敬业。现在不行了，记者的采访稿，我一定要认真审核，改得花花绿绿的。很多时候，干脆将“采访”变成了“笔谈”，大家都轻松。去年遇到最离谱的事，我花了一晚上改记者的稿子，结果见报时还是原样，我的意见一个字也没有采纳。

　　一个良好的对话氛围，需要培育；记者和教授或者文化人之间，要有一个默契，彼此都守住职业的边界。但现实状态是，职业素养正在销蚀。当然，这并不只存在于传媒人或者教授的群体中，整个社会似乎陷入了一种错位。

　　不说“俗事”，就说“雅事”吧。最近这些天，媒体在炒作北大一位保安出书，校长还为其作序。报道说他凭自学进了北大中文系，那不对，我们没有这个制度；他念的是北大的成人教育学院。据说北大保安不到500人，每年有近20人考取学位。很多人都对这则新闻动容，认为这是北大的“雅事”。但细想一下，如果保安进北大，就是为了听课、学习，在值勤的时候老打瞌睡，是不是也有些欠妥？香港同仁对此事的看法是：读书当然是好事，可你要读书，就请辞职。我身边的人则认为，人家保安读书不容易，服务不到位，情有可原，咱们就忍忍吧。

　　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，当今中国，官员读博，学生打工，教授走穴，老板讲课，好像是“全面发展”，实际上每个人都“生活在别处”，没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。

　　“职业精神”在中国社会的严重剥落，已经掣肘了大学的教育及学术水准。我接触到的外国学者，普遍比中国教授敬业。日本京都大学的一位教授，教了20多年的“初级汉语”，从没有因公事或私事停过一次课。我请他来中国开会或讲学，都是来去匆忙，讲完就走。我们劝他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课，何必如此折腾。他说，老师需要维护自己的尊严，做学生的榜样。

　　不管是教授还是记者，或者是社会上其他人群，都需要维护自己职业的尊严，并建立职业精神。你可以有职业之外更高的追求，但不应该因此而“不敬业”。我们所有的“对话”，都应在坚持主业的前提下进行。我担忧的是，今日中国，无论时间安排还是工作报酬，很多人都是“主业”冷冷清清，“副业”热火朝天。

求解

　　无论大学还是媒体，都应该多些理想主义

　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，钱玄同先生有一句十分愤激的话：40岁以上的人都该枪毙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到中年，容易趋于保守，而且懒惰、自私，阻碍社会进步。但是，我很伤心地发现，现在的不少年轻人，比年长的还保守、还世故。有的学生竟说：“老师，你太天真了。”反而是不少七八十岁的人，很激动、很愤怒、很有反抗精神。

　　这是多么畸形的社会现象，七八十岁的人扛起理想主义的旗帜，五六十岁的人还在坚持奋斗，年轻人却成天宣扬“别太天真”。曾经有人向我抱怨，北大学生不懂人情世故。而我恰好认为，不太世故，正是北大学生可爱、或者说值得骄傲之处。如果北大学生一个个还没毕业就都像小官僚，这社会还有希望吗？

　　当然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大学的这种价值取向，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。中国人选择上大学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谋份职业。他们对于专业好坏的判断标准，就是毕业后的薪酬。所以，中国大学里凭个人兴趣读书的不太多。在欧美发达国家，求学和求职是两回事，求学更多讲求个人兴趣，大学读什么专业，和将来要从事的工作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。说得不好听，今天很多中国大学的自我定位，近乎职业培训学校。这也就难怪，“象牙塔”变得如此躁动不安。

　　当然，这个社会的许多不良倾向，并不是凭一人之力、一己之言就可以解决的。但是作为大学或传媒、教授或记者，起码我们应该多一点理想主义，多几分人文情怀。